2017年可以说是人工智能开始深入进入各个行业不同领域的发展元年。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纷纷面世,家电行业更是如此。号称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电视,正试图成为家庭交互终端的入口,并剑指智能家居的核心终端。
前不久的AWE2018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拥有人工智能元素的产品和机器人,吸引了全球关注。而不少人工智能电视更是成为焦点,包括长虹、海尔、TCL、暴风在内的诸多产品中,语音识别、人工交互等功能更强大。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已然成为电视机的标配。
除了用语音、纹识别和语义识别等,达到与电视的智能交互,人工智能电视的目标和野心还格外宏大。不少电视企业设计人工智能电视的初衷,强调的就并非独立功能,而是通过植入智能模块,将操作系统扩展为整个智能家居操作系统。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电视的目标是成为家庭交互终端的入口,并最终成为整个智能家居生态体系的核心终端。
因此,很多企业人工智能电视的套路是这样的:通过遥控器的语音指令实现诸多综合性功能:比如可以调节空调,操控智能门锁、智能窗帘、智能洗衣机、智能空调、智能空气净化器及智能冰箱等等;再或者是有些人工智能电视产品则搭载更强大的智能系统,在电视机中安装相应的软件和程序,与家中智能设备实现联动。
那么,是不是说人工智能电视已经拥有称为智能家居终端的特质了?其实不然。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一个长路漫漫的研发过程。据据《纽约时报》报道,到目前为止就算再先进的机器人,可能会有一些“普通常识”下的模拟行为反应,但是却很难拥有10岁儿童的常识分辨能力。也就是说一旦面对突发状况,根本无法一点也不“智能”。
抛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的问题,电视机本身也缺乏成为智能家居核心的必要条件。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机的开机率和开机时间都有限制,而且受限于智能协议标准不同意,软硬件接口多种多样,很难保证可以无缝链接所有智能设备。
如果单就智能化发展程度,家庭各设备的操控现状来看,最方便的还是语音的直接交互,甚至连手机APP都开始成为累赘。而且就算与相对成熟的智能音响比较,人工智能电视成为智能家居核心的可能性也小了很多。
所以对智能电视的发展而言,企业与其把心思放在构建产品生态圈上,不如更多的应用在电视机各种便利性功能的创新上。语音互动、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更好的与产品融合,打造新的体验,才应该是电视企业当前最重要的议题。

苹果正计划减弱对屏幕供应商的依赖。
3月19日,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苹果公司将首次自主设计并生产其设备显示器,利用加州总部附近的秘密设施生产少量屏幕用于测试目的。知情人士称,苹果公司正在大举投资开发下一代MicroLED显示屏,该屏幕使用的发光化合物不同于当前的OLED显示器,有可能能够让设备变得更纤薄、更亮、功耗更低。
该项目代号为T159,由iPhone和AppleWatch屏幕技术主管林恩·扬斯(LynnYoungs)负责。据悉,苹果希望首先把MicroLED屏幕技术用于可穿戴设备。
此前苹果主要从三星采购OLED显示屏,如今iPhone8屏幕的成本已经超过120美元,这让苹果一直在想办法寻求其他厂商。从今年年初开始,LG、夏普、JapanDisplay都被曝有可能被拉进苹果2018款iPhoneOLED屏供应链。
从长远来看,MicroLED显示器的研发可能会伤及当前的一系列供应商,例如苹果长期依赖的三星,以及上文谈到的新进厂商JapanDisplay、夏普和LG,除此之外还有人机界面解决方案提供商Synaptics等公司。它还可能伤及领先的OLED技术开发商UniversalDisplayCorp.。
报道发布后,苹果屏幕供应商股价均出现下跌。iPhoneX的OLED屏幕供应商三星电子在周一早盘交易中下跌1.06%,LG显示器股价下跌0.53%,夏普公司股价下跌2.71%,日本显示器股价下跌3.38%。
但对苹果公司来说,掌控MicroLED技术将有助于苹果在日益成熟的智能手机市场更进一步,超越自诩拥有超卓显示屏的三星等对手。
这也是近年来苹果一直在自主研发为移动设备芯片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切并不容易,新屏幕的量产需要新的生产设备,待技术准备就绪时,可能会有其他替代技术。不排除苹果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放弃或推迟这个项目,另外,该项目的投资也很高昂。
有分析人士认为,苹果可能会将新屏幕的生产外包出去,以尽可能降低生产混乱给其利润带来的风险。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加州工厂的规模达不到量产要求,但公司会希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不让合作伙伴获得这项专利技术。“我们向工厂投入了大笔资金,”这位人士称,“工厂的规模之大足以完成工程设计,在开发阶段,我们要将一切都对外保密。”
苹果公司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

昨天,除了两会两位“红蓝”女记者事件被刷屏外,还有一件全球科技产业关注的事情理应被刷屏,那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一纸否决了位于新加坡的芯片生产商博通公司对于其美国竞争对手高通的并购(以下简称‘双通’并购,即两家公司都被命令即刻放弃这一拟议中的交易,同时禁止博通提议的高通董事会候选人参选,理由是博通提名的所有15名董事会候选人都不符合高通董事会的资格。到此,业内关注的始于去年11月的全球科技产业最大并购—博通并购高通案,以高通对于博通的反收购成功而告终。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始于去年11月,从一开始就势在必得,且看似占据上风的博通,为何会在这场并购与反并购大战中败给了高通?对于业内有何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博通并购高通的证据,我们(相信多数业内人士也是如此)确实无从考证,我们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商业范畴中探讨作为并购双方的博通和高通在并购和反并购中相关策略准备及执行上的优劣,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美国政府介入直到特朗普亲自否决了这项并购。
首先从报价上看,尽管当时博通对于高通并购的报价高达1300亿美元(含高通250亿美元的净债务),但对照当时高通的市值为1100亿美元左右和过去博通收购LSI、博通、博科的收购溢价分别达到41%、28%、47%,此次并购高通的溢价仅为27%并不高。当然这还没有将此前高通出价380亿美元并购恩智浦的价格计算在内,而如果计算在内,博通1300亿美元的并购报价不仅没有溢价,反而是低估了。
但事实是,高通目前和未来在其主导的通信产业中的地位和前景远非上述三个企业可比,再加上并购的NXP在汽车芯片(包括未来的自动驾驶)、物联网(具备物联网必须的智能、通信、传感器及安全的能力)等领域和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据业内人士称,当时博通的报价应该再加上50%左右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在1950亿美元左右基本和高通的价值相符。
所以去除当时业内对此报价所认为的博通有趁火打劫(利用苹果与高通的专利诉讼导致高通业绩下滑和股价下跌)之意外,低估了高通的能力(包括自身价值和反并购等)和自身确实没有为此准备好充足的资金可能才是博通如此出价的真正原因。后来这点从博通为了此次并购而接近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融资可见一斑,而这为其后美国政府可能介入调查埋下了伏笔,并在业界面前暴露出了求胜心切背后的投机心理。即此前根本没有认真评估高通近期及长远,尤其是长远的价值,既然如此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前期的报价就没有显现出博通并购诚意的话,之后在遭到高通报价过低的无可挑剔的商业范畴的拒绝之后,本应在价格上与高通继续博弈(要么提价,要么力争维持原价),但博通却选择了过早启动了恶意并购程序,即提名自己的11名董事候选人来取代高通的董事会。这一策略不仅让此前因为报价缺乏诚意之感再次显现,更给外界一种并购后博通要让“此高通非彼高通”铺平道路(由于高通前20大投资人中,有17家同时也是博通的投资人,博通完全没有必要提名全新的董事候选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就是并购之后,博通完全可以利用表面上看起来无可挑剔的法定和商业程序出售相关的高通资产或者阻碍高通在创新的投入。这点从事后特朗普发布并购禁令,还禁止博通提议的高通董事会候选人参选高通董事会这一举措反正了当时博通的这一行为是多么的愚蠢。
而针对博通的恶意并购,高通采取了颇为引人同情和美国政府认可的做法,那既是董事会成员齐上阵,演绎了一段集体抵制高通恶意并购的视频。该视频长度约为34分钟,全力说服股东不要支持博通公司的投票更替董事会的计划。
也许博通后来发现意图太过明显,将自己的董事会成员提名从11名削减到了6名,并随即将报价从1300亿美元提升到1460亿美元(扣除高通250亿美元的债务,实际为1210亿美元),但从事后看,这一报价的提升绝非是一种纯商业上的竞争行为,并通过此后高通为了提醒博通自身的价值,将此前恩智浦的价格从380亿美元提升到了440亿美元之后,博通非但没有提升报价,反而将报价从1460亿美元(实则为1210亿美元)降至1170亿美元的回应中得到了体现。一步一步走来,博通非但没有消除外界对于自己可能产生的误会,反而给外界一种心虚(因非纯商业的控制权之争意图明显,随即降低董事候选人选)和叶公好龙的感觉。
如果说上述是博通并购高通在报价和流程上的急功近利极易导致外界的误会外,在选择并购的时机及承诺上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去年11月2日,博通CEO陈福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框的照片流传在美国各大媒体上,在照片中,特朗普对陈福阳展示出满意的笑容。原因是在两人一起出席活动时,陈福阳宣布要把总部从新加坡搬回圣何塞。当时特朗普甚至盛赞:“博通是真正伟大的公司之一。”但不幸的是,在Hock表态特朗普之后,媒体随即曝出博通并购高通的新闻,这难免让美国政府觉得博通的这种所谓迁移的真实目的和视力眼。而之后的一切也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怀疑。
更引起美国政府注意的是,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启动调查博通并购高通案而使得高通既定召开的董事会推迟到4月5号后,其竟然声称要在4月3日前完成理应在今年11月才能完成的企业的迁移。先不说这种如此时间跨度的提前让美国政府不得怀疑博通总部所在地新加坡相关法律的严肃性和严谨性(需经新加坡法院的批准),单就提前迁移事件本身就违背了CFIUS有关博通不得随意采取行动将总部迁往美国,不管有任何措施,都要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CFIUS的规定。我们不知道博通是否真正了解美国相关的并购法律,但如此低级的错误,无疑加深了美国政府对于博通并购高通后的担心,即一个如此无视法律法规的企业,并购了美国最大的通信芯片企业会干出什么?
至于博通承诺的200亿美元流回美国,投资至少3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工程设计,投入60亿美元用于生产制造,并创造很多高薪工作等,由于博通前述的种种行为,外界普遍认为其这些承诺来得太晚,后期不仅不能赢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反而会适得其反,而这从之后美国政府所言的其终止博通并购高通的交易与博通总部迁至美国和在美国的投资无关可见一斑。
作为高通,面对博通的降价和其对于美国政府的承诺,非但没有附和,反而提出了1600亿美元的可再继续谈判的价格,仅此证明自己在产业中的价值,并再次让自己的行为仅局限在纯商业的范畴中。与此同时,再次施展了让业内和美国政府认为其真诚的苦肉计,那就是公司执行董事长保罗•雅各布被免职,不再担任其父亲于1985年与他人联合创建的高通公司董事长,虽然他仍将留在董事会。高通同时暗示,此举旨在确保公司在处理博通收购交易时“无可指责”。至此,博通与高通并购与反并购间的博弈以特朗普的一纸禁令结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此次博通并购高通的“双通”大战,不管美国政府以安全之名出面否决了这项并购是否存在充足的证据(后来博通强烈不满特朗普决定,反对其博通并购高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说法),但即便如此,从整个并购案中几个关键节点,博通采取急功近利,轻商业重投机的做法和高通颇具诱导性的重商业及步步为的营策略也难免最终导致上述的结局,至少是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调查。这也提醒我们国内的相关企业,在并购,尤其是在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时,一定不要低估被并购对手的实力,策略和行为上,尽量聚焦并购业务和产业本身,对美国政府必要的公关和示好要拿捏有度(像博通这种并购后期频繁的示好,反而会引发美国政府的警觉和反感,认为功利性太强,不切实际和另有所图)。总之这场并购案(不管是并购方博通还是被并购方高通)值得我们相关企业研究和借鉴的东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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